城市建筑乌托邦（一）

　　Abstract: Behind the Urban and architecture utopias lies the utopian spirit. The spirit is the felling that society is capable of improvement and can be made over to realize a rational ideal. Utopias were inspired by the prospect that a rad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ties would solve not only the urban crisis of their time, but the social crisis as well. These ideal cities are the most ambitious statements of utopians believe that reform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can revolutionized the whole life of a society. Utopians considered design as an active force, distributing the benefits of the Machine Age and Post-industrial Era to everybody and directing the society and community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Utopia; Ideal city and architecture; Garden City; Futurism; Constructivism; Radiant City; Broadacre City; Archigram; Situationism; Ettrore Sottsas; Rem Koolhhas, Lebbeus Woods.

　　湖南建筑工程培训学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由于与人类的社会和生活紧密相关，因此通常与社会改良思潮和运动联系起来。社会改造又经常是通过物质环境的改造开始和达成的，所以建筑和城市改造便成为热心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们的实验场。社会改造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城市改造，社会改造的实验场通常是在更为具体的物质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的改良者借助物质环境的改造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在传统社会中，人造环境具体地体现了社会制度，人造环境的形式、格局和制度不仅反映和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制度，而且起到执行和强化这种社会制度的作用。各种社会，如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城市建筑都表现出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激进思想的建筑师、城市主义和社会改造者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去创造一种自由和开放的人造环境。

　　城市和建筑乌托邦将建筑和城市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实验场，在这样的实验场中，建筑和城市被认作是表现“意义”的场所。建筑和城市无疑具有意义，而且是一种具体的、物质的社会改造工具。它不仅要表现某种意义，而且要执行和强化这种“意义”或“秩序”。乌托邦是历史上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理想”城市建筑和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人类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可以忽略自然条件的限制去创造完善理想的城市和社会。

　　社会激荡的时代通常也是城市和建筑领域出现大胆、激烈、创新和变革式的理论和实验性尝试的时代，具有产生新思想、新理论和实践的最佳土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大革命前出现的构成主义理论和实践，1960年代意大利学生运动期间的新理性主义有关城市形态和建筑类型的讨论都是典型代表。新思想、新理论和实践的极端表现便是城市和建筑乌托邦。城市建筑领域乌托邦思想和理论的典型代表有20世纪初英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20-30年代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40年代赖特的“广亩城”，60年代英国建筑电信团的“行走城市”、“插座城市”，70年代库哈斯等人针对曼哈顿所进行的一系列乌托邦作品，以及近来美国建筑师利布斯·伍茨(L. Woods)的一系列新城市和建筑作品。20世纪的现代城市最能表现现代技术的力量和美学观念，它也表达了一种执行社会正义的进步思想。这时期的乌托邦思想家和实践者们相信并且展望一种城市的革命性的重建不仅可以解决该时代的都市危机，而且能够解决社会危机。

　　1.乌托邦与城市建筑

　　自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有乡》(Utopia)在1516年出版以来，湖南建筑工程培训学校，它便成为文学领域乌托邦的原型。当然，更早的乌托邦体现在柏拉图的《共和国》一书中。城市方案和设想领域的乌托邦虽然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原型不太相同，但乌托邦的精神尚在，属于更为广泛的乌托邦范畴。20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作为被统治势力的权力系统支持的意识形态和作为反对派的乌托邦之间作了区别。他引进了如下的概念，那就是前者是固定、停滞、被动和反应式的，后者是能动和进步的[1]。在城市和建筑乌托邦领域这种界限有时是不很清晰的。在某些情况下，设计者所提出的建成环境是试图强化一种现有的权力结构，这是一种社会理想化。在另一些情况下，设计和提倡一种良性的物理环境是为了带来社会变化，这是一种社会乌托邦。因此城市和建筑乌托邦所提供的最佳城市框架就要么是反映了最好的社会秩序和安排，要么是引进一种可能的最好的社会秩序。毫无疑问乌托邦和理想城市的幻想者们大多属于精英阶层，他们之中最早的要数柏拉图。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最有资格将人类社会纳入宇宙的秩序，从而在混乱和混饨中建立和谐与秩序。莫尔自称他想像的乌托邦是对柏拉图所梦想的共和国的一种具体化，从而实现了柏拉图的梦想。这种哲学家执掌社会的观点直到17世纪早期，在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阳光城》(City of Sun)中仍然占有地位。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筑师便试图将该重任从哲学家手中承接下来。 赫兹拉(Joyce Oramel Hertzler) 在他的《乌托邦思想之历史》一书中将莫尔、培根、坎帕内拉和哈林顿等启蒙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家称之为“早期现代乌托邦”[2]。早期现代乌托邦的思想在现代和当代城市建筑乌托邦实践中得到了延续。

　　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乌托邦越来越变得具有可行性，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前后19世纪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俄国和德国，都有一些乌托邦出现。圣西蒙、傅立叶、布兰克、欧文等一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所进行的小规模社会实验通常都是短命的。现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开始对乌托邦的手段和其所要获得的结果进行质疑。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反乌托邦作品。这种反乌托邦式社会其实自身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所想像的世界是一种非理想化的地方，一个悲惨世界。

　　1898年霍华德发表了有关“花园城市”的著作，1902年经过重新编辑成为《明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3] 一书。 霍华德具有革命精神，他原初的构想是将花园城市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他试图用花园城市去创造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社会。他严格地勾画出新城市规划发展方向以及先进的实践手段。这包括各种城市规划的问题：土地使用、设计、交通、住宅和财政等等。他还将所有这些思想编织进一个更大的组织系统中，那就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替代性的社会，以及获得这种社会所需要的纲要[4]。霍华德这个出现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思想，是建立在传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经验之上，而对20世纪有着深远影响的思想。在花园城市中，他明确地表明希望通过物质环境的变化带来社会结构的深远变化。他深信他同时代的19世纪城市现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要么使得极少数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永久化，要么导致激烈的阶级对抗。他认为重新组织物理环境将会为社会进化到更为文明的阶段提供一个框架。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表现在“三磁铁”的图示中(图1)，在这个模式中人们为两种现存的物理环境：城市和乡村，以及与这两种环境相对的，被他称之为“城-乡”的第三种新环境所吸引。对他来说城乡结合了城市的就业机会和乡村所具有的健康和充分空间的生活环境。他设想一系列由这样可容纳3万人口的城镇组合成的集团互相联系，同时以更大的可居住5.8万人的城市构成城市中心。城镇和城市之间由快速交通系统联系起来，由此组成了多样和令人激动的“社会城市”。他设想在城市中心布置的是有助于公共娱乐和市政活动的建筑，中心公园包括市政厅、图书馆、展览馆、医院、音乐厅和讲演厅。小型市场、居住和工厂位于城市的边缘。他特别强调每个城市一定要有不同的特色，从而与托马斯·莫尔的那种单一形式的城镇形成了区别。

　　现代主义运动以前的乌托邦，不管其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有多么美丽，都显示出很浓重的极权主义倾向。霍华德是现代主义运动初期第一位试图修正这种极权主义倾向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的《明日的花园城市》试图纠正对他影响很大的、于1888年出版的贝拉米(Howard Bellamy)的小说‘Looking Back’中的极权主义偏见。霍华德试图在“花园城市”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中创造一种社会秩序与个人权力和创造之间的恰当平衡。他的“花园城市”理论在20世纪以来激发了无数花园城市式的城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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