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国学的建构——评张良皋的《匠学七说》（二）
(二)
湖北建筑工程培训学校，张先生学风严谨、人品正直。每于学术歧见，批注、评论，该出手时就出手;然向来对事不对人、文惊心不惊;且执礼有加，必先奉揖，尔后论剑，无别内外。内如，抱憾中国建筑文化考古研究家之双开间解读(七说：第271页)，外如，“开罪”英国斯坦因等“几位来自西方的前辈学者”之华夏文明史源说 (七说：第278页)。鉴于以上，遂令我评介罢本书后，还想再写以下的文字。
按当下流行的解释学说法，解读须先具备“前结构”，并预期“视界融合”。先生学问高深，小子难望其项背。大作读懂尚不易，又如何评得。所幸草创不久，我亦进了华工建筑系，得以目击自1983年始、并在创刊不久《新建筑》总第八期上发表首篇匠学研究论文《秦都与楚都》(1985)的张先生治学。此后，不时听闻先生对本书诸说发凡布道、高谈阔论，每至子夜;也曾随先生上武当、下鄂西，申报自科基金;并就席居、圭臬、干栏等等问题请教。如此说来，评此书，我责无旁贷。
纵然不信太史公竟致笔误，也不得臆断巴出巫女擅弄鬼、帝感穴丹利成仙(七说：第259页)。但有一条，古代中国与古埃及同属东方中央集权的帝制社会，亦同有过一朝皇陵集中布置、甚或整体构图的情形发生。《匠学七说》依据文王八卦“为埃及古人改图”，对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吉萨大金字塔群重新布了局(四说：第133页)。当然这是中国人的理想，然而这是不是中国古人的理想呢?书里却没有援引汉唐明清或别朝帝陵以为证例。这不能不说是一处闪失。智者一失，不掩千虑;辩言强词，只为夺理。世上每个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说本书是“开山之”，而不说“终结者” ;如果是“终结者”，必不是“第一人”。书中有一些问题，还需要再进一步探讨;书中有一些问题，还可以再进一步商榷。前者如“圭臬”;后者如“席居”。
整个“三说”，论证了圭孔、臬柱如何从器物演变成符号。关于1973年春发现的浙江海宁汉墓内前后室隔墙北壁中门两侧的符号，《匠学七说》写道：“本书作者斗胆断言：门左的‘圆拱门状望窗’，乃是‘圭窦’，门右的‘浮雕拱柱’，乃是‘臬柱’。一圭一臬……这是两个建筑符号。”(三说：第69页)。此话不错。只是，似乎还应当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会“门左”是圭，“门右”是臬?按说中国古人在这些地方一向十分讲究，特别是关乎礼制、用于意义之处，深浅得给个讲儿，例如，左钟右鼓，左祖右社。
通览全书，逻辑起点在于“席居”。“席居”之论贯彻始终。张先生不远千万里搜寻到南美印第安人蹲、跪、盘三种坐姿，是想说明，中原席居起源南方;中华文明流传异邦。在我看来，湖北建筑工程培训学校，全人类共同的祖先，是猩、是猿，坐姿无非两种可能：坐在地上;坐在树上。前一种须屈腿，后一种可垂足;地上若是石上，坐之则屈垂由人。因此，不仅“我们敢于断言中国曾是席居制度的一统天下”(一说：第5页)，而且应当说“这也不是中国独家发明，全人类都经过这一阶段”(一说：第16页)，“即使史文有阙，我们也不难相信，席居是人类的本能。”(一说：第28页)。按照生物进化论和文化进化论的规律推想，结果就是如此：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席居”，发展到一定阶段到处都会出现“居席”。只不过也许是因为，中原长草，就发明了“蓆”;江南生竹，就发明了“筵”;漠北养畜，就发明了毡、毯 。把“蓆” 铺在地上，人再坐卧在“蓆”上，就叫做“蓆地而居”，简称“蓆居”。其他时候或者其他地方的人铺的是革是草不是“蓆”，甚至什么物件都不铺，只要往地上一坐，也叫“蓆居”。随着语言文字改革，“席”代替了“蓆”，而且有了行动(席地、席卷)、位置(席位、坐席)、身份(主席)等多重含义(好似本义之衍生);同理，“筵席”替代“筵蓆”，除表示铺件之外，主要指成桌的宴局(仿佛六义之“指代”)。
作为一种礼仪制度的“席居”，其筵席之规、重席之制似由周人所创，与居马舆服论资历、讲等级一样，是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先生全方位、全时程地探讨了“席居” 的来龙去脉。“中国古有席居，今无席居，这古今之间，席居断于何代呢”(一说：第26页)?《匠学七说》写道：“我们只能说，在中原，作为主体的生活制度，消失的过程是在南北朝之末，隋唐之初。” (一说：第28页)同时，除了汉具胡化、林木匮乏，而“随着干栏之退潮而引起筵席的衰微，这才是深层的、物质的原因。”(二说：第56页)。
对“席居”我也感兴趣。不过，我只想知道去脉，“席居”到底往何而去?刘敦桢老先生《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说法是：“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对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唐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的前奏。”(中国建筑工业出社版，1980年10月第一版，第83页)。
未见《匠学七说》提供相对上文再新的考古证物或史料证言，张先生根据多年研究提出自己的解释。张先生称巢居、穴居、庐居为“中国建筑三原色”，并认为与之“相应的中国家具也有三大件：巢居发展到干栏就兴起了几筵，穴居发展到窑洞也出现了床榻，庐居……在成为游牧民族的传统居住形式之后，也发明了马扎，后来演变为交椅。”(二说：第48页)。为什么“床榻……发明权必然属于穴居民族”(一说：第8页)?书中说的原因在于“周人本是穴居民族……藉地坐卧究竟不舒适，再精致的筵席也顶不住土地上的冷感，他们会‘被迫’发明。所以到一定时期，床成为高级卧具。”(二说：第49页)。能不能认为，假使是周人发明了床，那也是在住上了木架泥墙的地面房屋之后?自然他们继承着穴居先人的席居传统。按上引刘老先生的话，塞外更冷而有胡床。说来难以置信，竟然是那些在庐居室内搞“席居”、而在庐居户外搞“骑居”的游牧民族发明了高坐具;凳与床(无靠背)、椅与榻(有靠背)大抵也在汉武帝“胡服骑射”以后进入“中国”。
有些话当年向张先生讨教时已听他讲过。只是我一直十分纳闷，中华民族大智慧，既然发明了那么好的“席居”，怎能甘心任其“毕竟东流去”(二说：第55页)，必定要寻个两全之策。中原人可能是看到了席居虽有益于身健(收坐禅、伽瑜之功)，却不利于身高(现今沿用旧式席居的地区和国家，体长相对较小)，从而另行发明。但是，林狭原广的穴居地区发明的不是“木床”，而是“土炕” !张先生指出，穴居易为土台(少挖几鍬而已)。土炕离土台仅一步之遥，却显出更大智慧。炕既是起居设施，又是热工设备(烧火通风、铺席垫棉，土炕同土房一样，冬暖、夏凉);空间限定度比席、筵还强，使用方式更兼有席、床所长。与时俱进，席居在三个层面上顺势嬗变：一是由宫廷转入民间;二是从制度变为习俗;三是把席地改成席炕——真正“礼失求诸野”。炕居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席居共通：①上炕并非只是盘坐(“甚至现代，北方人一上炕，仍习惯用盘坐。” 二说：第49页);也时常跪、箕、蹲、坐(坐炕与蹲地相似，但臀不离席)。②上炕并非只为睡卧;居家吃饭、闲谈、议事、会客，老人训示、大人打牌、小人玩耍，甚至一些家务、副业活，也多在炕上(西北炕，看张艺谋电影《秋菊打官司》;东北炕，看赵本山小品剧《刘老根》;老影片《地道战》里还能看到河北炕)。③炕上铺席;计有苇席、草席、竹席、革席、毡席，种类繁多，上面另铺被褥、皮毛，随地域、天气用宜。炕居与席居两者不同处，堂屋不设炕，炕下不铺席。据国学名家柳诒徵先生研究，周人“堂上行礼之法，立则不脱屦，坐则脱屦。”(《中国文化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第172页)。传统炕居，遵照礼俗，卑、幼者在炕下(不脱鞋)，或站、或坐、或跪;尊、长者在炕上(有时也不脱鞋)，或炕面上屈腿踞、跪，或炕沿边垂足跂、翘——因事而异，俚语称“看客下面”。迄古至今，民居而外，更完整的席居制度保留在僧院、尼庵、回寺、道观 。所以，并非只有“在日本，席居制度甚至保持得相当完整”，不但“席居并未在亚洲消失” (一说：第28页)，同样，席居在中国中原也未消失。
对以上结论，我完全不能提供任何学术性的证据，仅凭自己的生活经验，直觉另类与张先生不同的解释。张先生生于斯、长于斯，对巴山楚水情有独锺，了如指掌，急欲抬举巴楚文化的中华文明本源地位。可他对北方大概不太熟悉。我本秦人，祖籍陕西省华县，大学毕业许回“老家”，岂料发往河北省邢台地区沙河县刘石岗公社孟石岗村劳动，时称“一竿子插到底”。自兹，有问“何方人氏?”必答河北邢台。两个故乡有最大共同点，就是住四合院、睡炕，故有炕居情结(陕山冀豫四合院东西厢房常置炕，而且常用双开间：一间门间，一间炕间;或者两间分立，每房紧临中柱开门，深处安炕，平面、立面俱依中柱左右对称——满像高介华、刘玉堂著《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中介绍的屈家岭文化中期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的“双室型” 住房。三说：第90页)。现居新房在装修时就做了个大炕。我正是坐在炕上，一口清茶、几页“七说”，猛然顿悟;(北方)席居结局是炕居，炕居可称“后席居Post-Sheet Living”(建筑理论家詹克斯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中解释“Post-”为是指你所离开的地方，而不是到达的地方)。
张良皋先生《匠学七说》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坚强我们的信心。中国匠学必以其独立内容、特色的体系屹立于世界东方。
点击湖北建筑工程培训学校，了解更多建筑工程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