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工业化资本引进和资金积累的问题和瓶颈，成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进入了工业化后期。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成功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是进一步深化国内的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对微观主体进一步去行政化管理;国家治理中的政府功能集中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制度建设和监督执行;更多地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具体和直接地对微观主体提供公共服务。

　　二是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中国已经成功地运用出口导向型战略，成为了国际上最大的对外货物贸易国，并且正在由引入外资为主的国家开始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注：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0亿美元。我国已经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另据2015年1月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29亿美元，加上我国企业在国(境)外的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地的投资，对外投资规模达到1400亿美元，比实际利用外资额高出约200亿美元，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战略正是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

　　三是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开始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由规模扩张转变为质量提高。我国税收已经结束了高速和超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与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税收增长速度。

　　国家治理和政府管理模式发生变化：国家治理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要高效、廉洁、低成本;政府的公共服务要更多地依赖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被称为除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这是国际上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的国家治理结构变化和发展的大趋势。政府行政机关主要承担管理制度、体制的制定，监督和制度执行的保障，其经费来源主要通过税收。政府服务性的职能转交给社会组织承担，有利于政府财政支出控制到尽可能小的规模。大量的公共服务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经费来源于收费，有利于被服务对象的直接约束，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的深化和扩展。随着这个战略的实施，中国会更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经济之中，这对中国税收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

　　中国税收的国际化程度需要提高，应对国际化的税收政策、制度改革和调整需要研究，国际化的税收人才需要更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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