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其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余种一百九十卷，然均佚。但从《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十五种二十一卷来看，可谓遍注群经，著述甚多，其数量堪与郑玄相比。

　　或许是出于意识形态主管的角色需要，王肃在遍注群经时的一个主要宗旨，便是与郑玄立异。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郑玄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民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真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概然而叹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不得开而辟之哉?若无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胡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显而易见，王肃之所以与郑玄立异，主要是因为他站在圣人之徒的立场上，发现郑玄学术问题委实太多，故出而攻之，以期维护圣人学术的纯洁性，铲除通往圣人之门、孔氏之路的枳棘。

　　在王肃看来，郑玄学术的根本问题，在于错乱家法与师法，在于杂采今古文而曲解圣意。因此王肃攻击郑玄学术的基本手法，便是追溯元典，以期借重早期儒家的经典解释，推倒郑玄的那些证明和义理性的发挥。然而问题在于，王肃如果真的能够寻求、借重那些儒家元典，那么，即使他不能完全攻破郑玄学术，也必然在儒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然而，王肃和郑玄一样，实在太热衷于立异，甚至不惜以伪造经典的方式攻击郑玄，结果，郑学不仅没有被真正攻倒，反而在儒学史上留下笑柄和一些新的混乱。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王肃在学术上了无新意，不值得重视。

　　事实上，除了王肃伪造经典的做法不值一提外，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于确实揭露了郑学的许多内在矛盾和问题。清人马国翰在所辑《毛诗王氏注》的序文中说：其说申述《毛》旨，往往与郑不同。案郑笺《毛诗》而时参三家旧说，故《传》、《笺》互异者多。《正义》于毛、郑皆分释之，凡毛之所略而不可以郑通之者，即取壬注以为传义，间有申非其旨而什得六七。欧阳修《本义》引其释《邶风·击鼓》玉章，谓郑不如王，亦持平之论也。马氏在所辑《论语王氏义说》的序文中还说：肃好攻驳康成，往往强词求胜，前儒多非之。然其说如管仲不死纠难，以为君臣之义，未正成实有特识。乃知古人拔帜自树一垒以与往哲决敌者，夫岂漫无挟持哉!”显而易见，王肃伪造经典的手法固然不足为训，但其学术上的价值似也不宜一概否定。

　　王肃与郑玄在学术上立异的细节，我们在此不必深究。就其根本宗旨而言，是期望假借圣人的旗帜攻倒郑玄，此即皮锡瑞在其《圣证论补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肃以为必假圣训乃足以夺其席，进而恢复儒家学术的本来面目。因此在对经传的解释中，举凡郑玄注疏有损于圣人形象者，王肃必起而反击。如《礼记·檀弓上》说：孔子少孤，不知其[父之]墓。这本是陈述一件事情，并无攻击孔子的深意。但王肃却说无此事，注记者谬。郑玄对此注释说，孔子之父与颜民之女徽在野合而生孔子，微在耻焉，不古。但王肃不以为然，其《圣证论》强解之曰：圣人而不知其文死与生，生不求养，死不奉祭，斯不然矣。这就将并不太复杂的事实解释成一个道德问题。泛道德的倾向是王肃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王肃攻击郑玄学术的一个利器。如《礼记·祭义》云：如欲色然。郑注日：如欲色者，以时人于色厚假以喻之。而王肃《圣证论》则说：如欲见父母之颜色，郑何得比父母于女色?显然比郑注具有更为浓厚的道德化色彩。

　　价值观念的不同，是郑王学术冲突的一个原因，这种冲突的另外一个学术背景，则是二人凭借的学术资源的不同。王肃着力攻击郑玄的基本手法，就是利用郑学混淆今古的缺点，专挑郑学的内在缺陷，以郑学攻郑学。此中的奥妙与意义布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揭示的那样：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结果当然得不到废郑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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