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患者大梅，一个20岁的漂亮女孩。圆圆的脸上挂着微笑，一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好像总是带着疑问，说起话来眼睛看着你，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

    大梅天资聪慧，2岁时已能认识很多汉字：会背诵很多首唐诗，但是爸爸、妈妈总觉得她有哪里不太对劲儿。她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哭，转圈转个不停，拿一根绳子在手里晃来晃去。但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孤独症”这个词，当然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怎幺回事。
    经过艰辛而正确的教育，如今大梅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了，妈妈为了锻炼她，建议她作为一名志愿者到北京的一个孤独症培训机构做义工，负责帮助看管孩子。她问妈妈“我帮助他们看孩子，他们给我钱吗”妈妈说“义工，就是义务服务，是不拿钱的。”
    她来到孤独症机构，我们将注意事项向包括大梅在内的志愿者做了讲解，然后每人分配了一个孩子。考虑到大梅的特殊情况又是第一次带孩子，我们给她分配了一个容易带的。为了验证大梅是否将注意事项听清楚了，我们问她“你知道带孩子要注意什么吗?”她说“要注意安全，不能磕了、碰了。”
    我们远远地看着。她将孩子带到了楼下的大型游乐设施旁，孩子上了滑梯，她在旁边寸步不离，生怕孩子出什么危险。改完后她将孩子带上楼，看得出来大梅很累。我们告诉她，不用太紧张，估计不会出什么危险就不用跟孩子那么近。几次以后。她就可以距离远一些看护孩子了，有时还能腾出时间和其他大学生说两句话。
    有一次，我们给她安排了一个特别好动的孩子，跑个不停。两个小时下来，大梅累得够戗，她说：“老师，下次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不太闹的孩子？”还没等我们说话，她又说“如果我挑一个安静的孩子，那闹的不就给别人了吗？”，我们说，“闹的孩子大家要轮流带。”大梅慢慢懂得了做这件事的社会规则—好带、不好带的孩子都要轮流。
    大梅后来考上了一所民办大学，有一次，她应孤独症家长的要求进行咨询服务，回答了家长们提出的很多问题。因为这次是有偿服务，我们也想借此机会锻炼她的能力。于是，机构主任很郑重其事地和她谈了关于利益分配的问题。谈话前和她说清楚：先听我们说，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听完后你可以提。
    我们将分配的方案说完以后，当问及她的意见时，她说：“我觉得给我的钱太少了”，主任问她：“你认为应该拿多少？”“我认为20块钱合适。”主任又说“你的讲课是收费的。既然收费，家长就要考虑值不值付这么多钱。因此。你下次要认真备课。”她说：“那样的话，我就要50块钱了。”可见她越来越有经济头脑了，以后她真的认真备起课来，十分骄傲自己能被“雇佣”。遇到事情也知道和人商讨，但仅限与熟悉的人商量。
    虽然她的孤独症康复之路还要不断走下去，但不难看出，其社会性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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