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美国留学中介费用

高考的硝烟尚未尽散，出国留学的热浪已然掀起。出国留学的诸多选择中，美国大学往往是国内学生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确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而远隔重洋，以“中国眼光”看待美国大学，却难免种种的想当然乃至误解，这其间的差异引人思考。这也正是专访正在北京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的缘由。

一、关于文理学院和职业教育

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可能非常出名，但走进美国校园，你会发现，它们都处于校园的“边缘位置”

解放周末：美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您1990年获得哈佛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您感受到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刘禾：说到不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文理学院”的理念和建制，它在美国高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毫不夸张地说，文理学院是美国教育最引以为豪的精髓。

比如，我们走进任何一所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进大门，首先看到的重要建筑，往往就是文理学院。比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大门一进去，正对的楼，是文理学院下属的英语系，斜对面的楼是历史系、比较文学系，还有文理学院其他的系。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其他常青藤大学，文理学院都占据校园最中心、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解放周末：在人们的印象中，哈佛法学院、商学院在世界排名数一数二，哈佛应该也以它们为荣。

刘禾：哈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政府学院都非常出名，但是当你走进哈佛大学的主校园时，就会发现，上述学院都处于主校园之外或“边缘位置 ”。很少看到美国的哪一所研究型大学，一进主校园的正门就是法学院的大楼，新闻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职业学院等也从来不会占据校园空间的中心位置。

解放周末：这和我们当前不少高校，法学、工商管理、金融等热门院系的建筑十分突出形成了对比。美国大学的空间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

刘禾：没有任何条文规定，这是在历史的传承中不约而同、自然而然形成的。文理学院的英文是liberalartscollege。这里的 arts指的是欧洲中世纪教育传统中“七艺”概念———即文法、论辩术、逻辑学、算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美国的大学承续了欧洲大学的传统，重视广义的现代版的“七艺”，也就是文理双修，同时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其实，把liberalartscollege翻译成“文理学院”还是不太理想。我个人倾向于把它译成“开明文理学院”，liberal在这里含有“开明”和“开智”的意思。在香港，它被译成“博雅教育”，从字面上看好像主要指文科方面的教育。

解放周末：在中国大陆，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台湾也有称为“全人教育”。

刘禾：不管被译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或其他，liberalartseducation强调的是通过教育把“人格”树立起来，塑造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这个教育理念，其目标不在于让学生掌握一些具体的谋生技能，也不提供职业方面的训练，而是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他/她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的文化背景，高度的教养，道德、文化水平和判断能力的人。

解放周末：文理学院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培养目标的？

刘禾：开明文理学院的本科教育内容有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通常不设“职业”性的专业。学生要在三大主要领域里各选一定的学分，才能完成大学本科的学习。大学四年，首先是对知识的没有界限的学习，经过一个阶段后缩小兴趣范围，对专业方面开始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开明文理教育不等于是在职业教育之外再添一点文史知识，更不意味着能搞点音乐、聊点艺术，就是完整的人了。

二、关于办学规模

在美国，许多小小的文理学院声誉不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

解放周末：美国大学的空间布局，无声地折射出它的教育理念。而理念是制度设计的基础。

刘禾：对。开明文理学院的另一重要性，便是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建制。美国的大学，从教学和研究的体制上看，基本上有以下几类。综合大学（四年大学学制，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开明文理学院(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和公立社区学院（两年制，授结业证书或转学的副学士学位）。其中，四年制的综合大学里面还有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之分。

一流研究型大学，除了本科生的开明文理学院，通常设有文理研究生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等研究生院。开明文理学院承担了培养本科生的任务，文理研究生院负责培养博士生，因此两者的规模比那些以培养硕士生为主的职业学院都庞大。需要强调的是，博士生的培养和学术研究主要是由文理研究生院的教授承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多数都执教于文理学院的经济系，而不在商学院或经管学院。

解放周末：文理研究生院培养的人才和其他学院培养的有何不同？

刘禾：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培养的主要是硕士，提供的是某个具体行业所需的职业和专业训练。文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如果有志于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可以申请到经管学院或商学院攻读硕士，如果想今后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专事研究工作，那么通常选择攻读文理学院的经济系博士学位。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文理研究生院培养的主要是研究型人才。而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研究生院并不培养科学家，也不培养思想家，而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岗位。

刘禾：是的。层次不同、分工不同。

解放周末：大量具有职业技能的硕士生，是否会给一般本科毕业生造成就业压力？

刘禾：事实并非如此。文理学院的教育，已经给学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能够满足大多数岗位的需求，是名副其实的“通才”教育。不少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因为优异的综合素质、巨大的潜力，在毕业时十分抢手。

现在，在本科生阶段想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多，许多中国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名牌大学。但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类学校，即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的开明文理学院，由于规模小，因此经常被广大的中国家长所忽略。

解放周末：在中国的许多家长看来，“学院”比起“大学”，总是等而下之。教育界似乎也有这种心态，因此近年来，许多“学院”都努力提升硬件，升格成为大学。尤其是前几年风靡一时的高校大合并，几乎让所有的“学院”都消失殆尽。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大不同。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独立的开明文理学院尽管规模小，但往往代表着最经典的、最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在美国，独立的本科生学院，且不说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现代工科学院，传统的开明文理学院如安姆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韦尔斯利学院都是一流的，声誉和学费往往不亚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的本科生文理学院，因而成为很多美国精英阶层的首选。

解放周末：有一句西方谚语是：小的往往是好的。

刘禾：对。通常这样的学院只有两千多名学生，正因为小，教师才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教学，不必花费大量的精力从事科学实验和论文发表。同时，由于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这对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都非常有帮助。

解放周末：可以这么说，“小”并不意味着弱，相反，一窝蜂地求“大”，反而会造成虚假繁荣的局面。

刘禾：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扩招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有4000多个在校本科生，如果想要扩招50－100个学生，就必须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一旦把入学门槛降低，声望也会随之降低。所以，我们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几所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都相互攀比，都不敢轻易扩招。

三、关于教师考核标准

在美国高校，我们不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的标准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学术眼光为唯一标准

解放周末：近年来，中国高校的管理模式引起许多议论。比如，有学者呼吁：延续了多年的大学教师选留和升等制度弊端日益严重，需要反思。在这方面，美国高校有何可以借鉴的？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不得不提。

美国大学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是以教学年限与学术成果为考评标准的。教授每隔两三年应在学术方面上一个台阶，如果到了规定的年限，通常是任教职的六七年之内，还达不到取得终身教职的要求，这个人就会被解聘。这个制度，一方面能保证人才的流动性，同时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留住真正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授。

解放周末：“终身教授”意味着十分稳定的“铁饭碗”，它的好处在哪里？

刘禾：终身职位是美国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终身职位制度，那些发表不受社会欢迎的观点的教授，就很有可能被解雇；而一些教授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去取悦于上级或者公众。因此，终身教授制度能保证学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高校自由批评的空间，发挥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批评功能。

解放周末：但“铁饭碗”也可能导致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滋养惰性，不思进取。

刘禾：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就我的观察，这样的人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终身教授而言，工作本身就是对他的激励。从整体来说，终身教授制度还是利大于弊，当然可以作进一步完善。

解放周末：对教师的具体考核是怎样的？近年来，中国高校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让学生给老师打分等等。

刘禾：美国大学也让学生给教授的教学打分，但这是考核的一小部分。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对学者的考核，主要是同行考核。通常是，系主任任命三名终身教授组成委员会，对某学者提交的所有学术成果，逐一仔细研读，得出独立的判断，展开讨论，同时也会邀请校外的专家评估这位教授的学术成果。随后，学术委员会提交一个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在全系的资深教授当中经过讨论和表决，然后和系主任的独立报告汇总，提交院一级的评审委员会，院级的评审委员也通常由三人组成，会进行新一轮的阅读和辩论，然后再对当事人的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职的教授等提出建议。这其中的关键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都是保密的，保证专家进行独立、公正的判断。

解放周末：在中国教师的考核过程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表于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论文。

刘禾：我认为，考核不应该简单地看看统计数字，这是没有学术自信的表现。在美国高校，发表论文的刊物的名声，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即使是名声极好的刊物，我们仍然不以它的标准为标准。我有一位同事，他从事的是一部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工程巨大，花费了十几年。虽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成果，但所有的同行都知道这个工作的价值，因此尽管当时还没有多少文章发表，但他仍然获得了名校的终身教职。

解放周末：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文凭看水平，不看数量看质量。

刘禾：是的，所以，这样的评审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了解本专业的同行在研究什么，达到何等水平，有哪些学界新动向，这对于自身的研究也是大有好处的

解放周末：同行评审，不仅能保证专业性，还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研究的发展。但是，同一专业的研究者毕竟人数有限，低头不见抬头见，如何避免人情的作用？

刘禾：假如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被人泄露出来，那么谁泄露了名单，谁就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学界，大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学术名声。硬性的法律规定并不能约束所有事情，口碑的影响力也很大。

四、关于博士的培养

在职攻读博士，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博士期间，并不需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

解放周末：学界的学术生态是至关重要的，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手段来正本清源？

刘禾：保持健康良好的学术生态，我的建议是，首先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不受外界干扰的学术界。首先必须从博士生教育这一环节开始。

还是以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例，一个学生攻读博士，其求学费用都是由学校的研究生院负担。因此，每年每个专业的博士生招收的数量并不多，一般文科需要7－8年，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当教授或专家。如果拿着博士学位去社会求职，许多机构、公司不可能要你———因为学历过高，成本也太大。

解放周末：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的失业率也上升了，高校是否会扩招？

刘禾：最近申请高校的人增加了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会扩招一点，因为这两类学生的教育是收费的，学校出于利益考虑会有限度地扩招。博士生不但不会扩招，还在缩减名额。博士生扩招，它会破坏生产学者和教授的体系，导致培养出来的人鱼龙混杂，“学界”的这个概念就模糊了。

解放周末：美国高校里的硕士、博士是不是有发表论文的压力？

刘禾：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导师说，你不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你现在就是要好好接受学术训练，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写论文。况且博士的课程要求十分严格，压力很大。

解放周末：在美国，是否也可以在职攻读博士生，甚至可以读在职博士后？

刘禾：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它怎能保证博士教育的质量呢？美国文科的“博士后”经常是为短期内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提供的学术交流或专业训练的岗位，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博士后”意味着加入某个大学或研究部门的科学研究或实验小组的工作，从事一段专门研究，同样也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同样，我也很诧异，我们中国有“博导”这一称谓，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是闻所未闻的。只要是博士毕业，进入了研究领域，就都可以担任“博导”。博导并不比副教授和教授更高级。

解放周末：最后还想问一下，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大学搞不搞“创收”？

刘禾：这要从美国大学的经费来源说起。除了公立大学有州一级的政府拨款外，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除了一小部分为学费，还有大量的社会捐款，这就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作。此外，美国有种类繁多、来源不一的科研基金，研究者可以提出申请，用这些钱来增设博士生、博士后的位置，吸引人才，完成项目研究。这些基金的独立运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大学教授和某些利益集团的直接挂钩。

解放周末：会否出现一边担任大学教授，同时又是公司董事长的情况？

刘禾：这在美国叫做conflictofinterest或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大学教授是全职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允许公私兼顾，而出现利益冲突的。这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不过，研究型大学的理工科、法学院、经管学院等职业学院中，经常有教授被聘为某些专业方面的“顾问”，其收入必须向大学上交一定的比例，可是一旦出现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此人就必须做出选择。2008年，哈佛医学院的著名儿童心理学权威彼得曼教授利欲熏心，模糊了纯科学研究和他在某制药公司的“顾问”身份，误导公众，立刻被视为丑闻。假如这种事情不再被当作丑闻，而被习以为常，那么学术界和科学家的公信力就会消失殆尽，这对全社会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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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在美国的学术界渐渐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而这一标准的源头，正是出自于哈佛大学追求真理的哈佛精英培育法则。

哈佛的创办者是一批从英格兰远道而来的清教徒，在他们的思想中，折射和衍生出一种求真求实的做人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哈佛人，教导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曾着重指出："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

哈佛学子威廉•詹姆斯在1903年开学典礼致词时说："真正的哈佛是无形的哈佛，藏于那些较为追求真理、独立而孤隐的（学生）灵魂里......这所学府在理性上最引人称羡的地方，就是孤独的思考者不会感到那样的孤单，反而得到丰富的滋养。"

的确，在哈佛，真理被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求学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不断地掌握知识、探索世界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威廉姆斯•艾米思的这句名言、哈佛的校训，为哈佛学子提供了学习和为人的第一准则。可以看出，哈佛校训强调的有两点：

哈佛重视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所以哈佛不大可能出现全盘反传统、全盘反历史的疯狂现象。

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哈佛大学校徽 　

哈佛的校徽主体部分以三本书为背景，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刻的是"TAS"这组字母，"VERITAS"在拉丁文中就是"真理"的意思。

几百年来，哈佛大学正是在追求真理和勇于开拓的信念鼓舞之下，始终不遗余力地引导学生为理想、为实现人生价值进行不懈的追求和奋斗。也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熏陶之下，哈佛才得以在美国的名牌大学中始终保持着独一无二的特色，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在各种领域中做出许多影响重大的贡献。

哈佛大学塑造的精英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学者"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中"灵魂从属于金钱的‘拜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劳动大分工使人异化为物"的现象，强调人的价值。这一演讲轰动一时，在民众中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要知道，爱默生极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言论而遭到社会多方人士的指责或抨击，但哈佛的教育给予了他强大的精神动力，他觉得他有义务说出事实的真相，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以及人们心中的不良思想。即使因此遭到打击或不公的待遇，也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和说法。

他认为，作为学者，其根本任务便是"自由而勇敢地从事物的表象中揭示真实，以鼓舞人、提高人、引导人"。通过对哈佛"求是崇真"的校园思想的深入认识和解析，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思维，爱默生终于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提出了"依靠自我，尊重自我，独立自助，崇尚个性"的观点。

相信你自己，在"追求真理"旗帜的影响下，追求并坚持你认为是正确的道路。爱默生正是本着对真理对事实的不断探求，不因压力而违背自己的思想认识，才最终树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格魅力。

哈佛学子心中对于真理的探寻和执著精神，同样离不开其作为领导者的校长对于学校精神的坚持和发扬。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遴选校长，新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被提名。但哈佛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解释理由是：克林顿和戈尔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领导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克林顿与戈尔都不具备。

后来，原任美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萨默斯被挑选为新校长，因为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到了一流，是国际知名学者。

虽然萨默斯最后被迫辞职，但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他在学校管理方法和领导作风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他与同事的关系紧张并严重影响哈佛的团队精神，于是哈佛的教授纷纷向萨默斯投下了不信任票。

尽管萨默斯在财经界赫赫有名，但在哈佛这个校园里，他不能享有一丝的特权----这是哈佛精神的生动诠释，反对特权、崇尚平等，无论他的身上有多少光环，只要他是哈佛人，就要传承和发扬哈佛的精神，如此，学生耳濡目染，才会深受其思想精髓的熏陶。

也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对于优良传统的秉承和不断努力进取，哈佛对于追求真理这样一个最初的思想，最终形成一种学校的传统精神和培养哈佛精英的重要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

耶鲁：校园环境影响能力培养

在耶鲁，校方非常注重校园的学习环境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为了培养和提高学子们独立的思辨能力，提供一个自由良好的生长环境，耶鲁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耶鲁所设置的必修课相对来说比较少，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但是有一个条件，学生必须学习一些不同领域的课程。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在学生头两年的学习中，他们需要广泛地涉猎各种各样的学科，而在后两年的学习中再确定自己的专业----这和很多国家包括我国的大学在大一刚进校时就让学生确定自己专业的做法有所不同。

耶鲁认为，如果刚进大学就分专业，那么学生对很多学科都还没有直观的认知度，选择的余地也非常狭小，一旦进入一个系，就等于为自己找好了一条已经确定的路，必须一步步走下去，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空间很小，想转个弯都很难。而让学生涉猎不同的专业，则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该选择什么。

其次，耶鲁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办法，由教授们组成教授会，参与学校的教学和具体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工作。

耶鲁大学的教学力量一直是它引以为傲的重要资本，耶鲁认为，教授当家做主可以更好地保证学术的自由与发展。在耶鲁，教授们习惯于我行我素，各人的教学方式也出现了很大的自由度。

小型的研讨班是耶鲁课堂上经常见到的学习方式，教授们通过这样的形式鼓励和激发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并努力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且随时欢迎学生在课堂上对自己提出问题和质疑。

学术自由带来的积极后果，就是一个学生想往哪个方向发展，都会受到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只要那是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不管你的思维往哪个方向突破，教授们都会帮助你，扶持你。在你的独特思维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也没有锁死的框架，没有人逼着你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向往前走，也没有人无端地阻止你限制你。这对于一个人思维素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像种子在良好环境下健康发芽，小树在自由空气中茁壮成长一样，耶鲁整个校园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耶鲁的教授一个个都桀骜不驯，敢于上书政府，敢于批评美国参军征兵法，法学院的教授甚至敢于直面美国国会。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和强烈的思维刺激，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使得他们敢于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学术和为人处世上形成自己独到的新颖的新思想而不屈服。

第三，耶鲁大学始终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为了维护耶鲁的传统独立精神，历届校长一直抵触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越战时期，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者一律不准领取奖学金。当时美国各个名校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有耶鲁大学，始终不移地坚守着自己学术独立的阵地，仍然以申请者的成绩为奖学金的评比标准而无视战争和政治的因素。为此，耶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但当时的校长金曼布鲁斯特，却在耶鲁学子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尊敬。社会的发展需要学生大胆地质疑社会现实，敢于向权威说"不"，这种"学术为上"、"学术独立"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子们，让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和为人理想，绝不屈服。

耶鲁提倡讨论式课堂授课方式。

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如何为学子们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曾经有位在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在耶鲁已经三年，竟然一次大课都没有上过，几乎都是研讨班形式的课。这种研讨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查阅的资料和思考的结果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学生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的课堂内容。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

最初，这位中国留学生十分不适应美国大学的课堂方式，学生如此的积极，而他几乎完全只听不说。结果，没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封教授写的"委婉"的信，信中问他，为什么上课总是不说话，有什么原因吗？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也逐步放开自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课堂讨论中去。

即使是本科生，在听完教授的理论课之后，必须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研讨班。可以说，在耶鲁，研讨班贯穿了大学教育的始终。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学生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同时是教育者。学生不仅有学的义务，更有为他人、课堂讨论贡献智慧、交流所得的压力。并且，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能让不同背景的学生将各自的不同阶层、种族、文化中的经验带进课堂，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在这里交锋、整合，使学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信息和知识，培养了多角度的思辨能力。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毕业后很快融入社会，为社会、国家贡献他们的智慧，同时也为社会的融合和稳定提供了部分基础。

斯坦福：敢于挑战，勇于冒险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在谈到斯坦福的办学理念时说道：

"我们的理念是要追求新的知识，推动我们的学业与学生进行交流，因为我们不断地进行研究，不断地进行教育，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财产就是要双方都达到优秀，在教和学方面相互影响，而且都达到杰出的效果，这是我们大学的一个理念。"

而对于这个理念具体表现在哪里，亨尼斯是这样说的：

"斯坦福最有特点的、区别于很多世界其他大学的就是它有不断冒险的精神，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有这样的精神，不断地寻求和探索新的方向及新的理念。"

很多新事物的出现或者新旧事物的更新换代，都离不开一些冒险和挑战的成分，如果只是在固有的圈子里面打转转，那么世界对你来说也就只有这么小了。在斯坦福这样的校园，处处显露出不断拼搏的踪迹，也处处充斥着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新鲜空气，身处这样的环境，自然无时无刻不被其影响着。

斯坦福的教育者认为，鼓励青年人自己去发现他们追求的答案，不是一种最容易的学习方法，但却是回报最丰厚的一种学习方法。教育能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条贡献，就是发展学生追求创造性方法的本能和好奇心。

要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过的许多东西都有可能会被忘记，但是一个人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对于提出问题和找出答案的能力却未必会消失。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学校，都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并认真汲取这个经验，因为学生能够接受到这种教育制度是他们作为教育者的重要职责，而学生能否接受到这种教育制度，亦是关系到他们自身能否在未来成长为精英的一个重要砝码。

对此，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的化学家保罗•伯格有着自己的见解：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幸福之路。1980年，我在瑞典接受诺贝尔奖时曾说过，我是获得了双重幸福的人。因为除了诺贝尔奖给我的声誉之外，研究工作本身也给了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欢乐----新的发现、开创新事业和进入无人涉足过的新领域----这些都使我感到无比激动和愉悦。这种巨大的幸福不仅科学家能够体会到，从事文学、音乐、艺术甚至商业的人，也可能获得可与之比拟的回报。每一个愿意在未知领域里冒险的人，都有可能获此殊荣。这种冒险极富挑战性和诱惑力，值得我们为之竭尽全力。"

此外，斯坦福精英、雅虎创始人杨致远也曾经说过："青年人要有鸿远的梦想，要敢于尝试。尝试会有风险，但失败并不值得羞愧。只要敢于冒险，你定会前程致远，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

在美国，鼓励不断挑战和冒险的学术教育方针并非只针对大学生。很多同学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被灌输这样的学习思维。老师对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往往不会给予直接的回答，他们并不认可学生采用那种不费脑筋的学习方法，而是鼓励他们到有关的书籍中自已去寻找答案，此外，他们还经常引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或者亲自做实验的方法去寻求答案、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会在若干时日后发现自己所得到的收益比预想的要多得多。

在进入高等学府之后，老师同样会鼓励同学们提出超出他们知识和经验以外，甚至是超出老师本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外的问题，思考那些还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和事物。

保罗•伯格大学期间成为学校课外科学俱乐部的成员，他的老师鼓励他通过实验来解决某些与自然界相关的问题。

他说："一开始，我只是重复已经做过的实验，随后，我被要求设计新的实验方法来解决我自己提出的难题。"

在成为斯坦福的教授之后，保罗不仅自己始终对未知新领域秉持这样的冒险态度和研究精神，对于他的学生，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式。他清楚地了解到，在任何时候，对于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并找出答案的强烈欲望，都是一个人向精英迈出的一个步伐。基于这样的校园文化以及对校园文化精髓的领悟，保罗终于成为病毒繁殖、侵袭正常细胞并使之癌变的最早研究者，获得了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而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还把斯坦福的创建本身看作是不避风险、敢于革新的表现。当然，在步骤上他却表现得十分稳妥，"在破旧立新之前，要把新东西看准。"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结果，在他治校的19年间，新事物层出不穷，各项业绩都非常可观。

坚持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以挑战自我，勇于冒险为育人法则，通过追求知识与技术的不断革新，不断探索，斯坦福以此为基点来培养第一流的学生，使得有些斯坦福学子，即使在很久之后，还流淌着这样的血液。

造就挑战与冒险的理念，由此便派生出来许多类似的奇迹，斯坦福的精神，就是这样被催化、被辐射出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创校的初始阶段，同美国东海岸的其他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只不过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大学"，但是到了1985年却被评为全美大学第一名的关键因素。属于"后起之秀"的斯坦福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源于其本身的成长历程便是一条不断挑战自我、锐意革新的艰苦创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