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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沙哈尔。学校面临心理健康危机，标题下的导语说：在过去的一年，绝大多数学生感到过沮丧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学校舍区辅导员写给舍区主管的信。

“我快覆没了。”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有20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学期作业；另一个学生因为精神崩溃而错过三门考试……舍区主管把这封信转给了哈佛校长，并强调该舍区的问题并不是特例。

一位曾患严重焦虑和情绪紊乱的哈佛毕业生说：大多数哈佛学生还没意识到，即使那些表面看来很积极、很棒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着，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识到他有心理问题。

“在内心深处，我经常觉得自己会窒息或者死去。”这名学生说。她时常不明原由地哭泣，总要把自己关起来才能睡觉。她看过几个心理医生，试过6种药物，休学两个月，来应付自己的心理问题。“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这样描述自己。

有个名叫玛丽亚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内自杀，年仅19岁。她的室友回忆说：就在自杀前一晚，玛丽亚和班里同学谈论天气时，还表现得十分开心的样子。“她看起来很好。她在听音乐，调子好像还很欢快。”

哈佛一项持续6个月的调查发现，学生正面临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调查称：过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学生，至少有过一次感到非常沮丧、消沉。47％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称他们曾经考虑过自杀……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这是令许多美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据统计，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起20世纪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上世纪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只剩下36％。但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倍。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本－沙哈尔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

“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

“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长期的抑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情感破产’。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长，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萧条’。”

一项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3个因素：“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而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幸福，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

本－沙哈尔说：“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为，它已深深地帮助了我。”

我们的很多课，都在教学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阅读、更好地写作，可是为什么就不该有人教学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艰深的积极心理学学术成果简约化、实用化，教学生懂得自我帮助，这是本－沙哈尔开设“幸福课”的初衷。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让本－沙哈尔对幸福的理解，发生根本转变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经历。

16岁那年，在以色列长大的本－沙哈尔，获得了全国壁球赛的冠军。在长达5年的训练中，空虚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觉得生命中缺少了什么。虽为此闷闷不乐，但他仍坚信：无论身体或心理都要坚强，才能最终取胜；而胜利，一定会带来充实感，也能让自己最终幸福。

终于，本－沙哈尔如愿以偿，夺冠后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庆贺。那时，他对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带来快乐，过去所受的种种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试着再回味一下无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间，那种胜利的感觉，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所有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内心，忽然又变得很空虚，只有迷惘和恐惧。泪水涌出，不再是喜极而泣，而是伤心难过。在如此顺意的情况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话，那我将到何处，去寻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极力让自己镇定，并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神经过敏。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没有找回快乐；相反，内心的空虚感越来越重。慢慢地他发现：胜利，并没为他带来任何幸福，他所依赖的逻辑彻底被打破。“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一个问题非常着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本－沙哈尔注意观察周围的人，谁看起来幸福，他就向谁请教。他读有关幸福的书，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心理学，从学术研究到自助书籍等等。最后他决定去大学主修哲学和心理学。

他的幸福观，逐渐清晰起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本－沙哈尔竟然从汉堡里，总结出了4种人生模式。

当年，为了准备重要赛事，除了苦练外，他须严格节制饮食。开赛前一个月，只能吃最瘦的肉类，全麦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他曾暗中发誓，一旦赛事完了，一定要大吃两天“垃圾食品”。比赛一结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自己喜爱的汉堡店，一口气买下4只汉堡。当他急不可待地撕开纸包，把汉堡放在嘴边的刹那，却停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上个月，因为健康的饮食，自己体能充沛。如果享受了眼前汉堡的美味，很可能会后悔，并影响自己的健康。望着眼前的汉堡，他突然发现，它们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可以说，代表着4种不同的人生模式。

第一种汉堡，就是他最先抓起的那只，口味诱人，但却是标准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是享受眼前的快乐，但同时也埋下未来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时享乐，出卖未来幸福的人生，即“享乐主义型”；第二种汉堡，口味很差，里边全是蔬菜和有机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后更健康，但会吃得很痛苦。牺牲眼前的幸福，为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他称之为“忙碌奔波型”；第三种汉堡，是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还会影响日后的健康。与此相似的人，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对未来抱期许，是“虚无主义型”；会不会还有一种汉堡，又好吃，又健康呢？那就是第四种“幸福型”汉堡。一个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当下所做的事，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未来。

不幸的是，据本－沙哈尔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忙碌奔波型”。

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本－沙哈尔经常讲“蒂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晃动着许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学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开始了。父母和老师总告诫他，上学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长大后，才能找到好工作。没人告诉他，学校，可以是个获得快乐的地方，学习，可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害怕考试考不好，担心作文写错字，蒂姆背负着焦虑和压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课和放学。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

渐渐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价值观。虽然他不喜欢学校，但还是努力学习。成绩好时，父母和老师都夸他，同学们也羡慕他。到高中时，蒂姆已对此深信不疑：牺牲现在，是为了换取未来的幸福；没有痛苦，就不会有收获。当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学，一切就会变好。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蒂姆激动得落泪。他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开心地生活了。但没过几天，那熟悉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他担心在和大学同学的竞争中，自己不能取胜。如果不能打败他们，自己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

大学4年，蒂姆依旧奔忙着，极力为自己的履历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学生社团、做义工，参加多种运动项目，小心翼翼地选修课程，但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兴趣，而是这些科目，可以保证他获得好成绩。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着名的公司录用了。他又一次兴奋地告诉自己，这回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觉到，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时的高薪工作，充满压力。他又说服自己：没关系，这样干，今后的职位才会更稳固，才能更快地升职。当然，他也有开心的时刻，在加薪、拿到奖金或升职时。但这些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经过多年的打拼，蒂姆成了公司合伙人。他曾多么渴望这一天。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没觉得多快乐。蒂姆拥有了豪宅、名牌跑车。他的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被身边的人认定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当偶像，来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于无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福，他干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来麻醉自己。他尽可能延长假期，在阳光下的海滩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享受着毫无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极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厌倦。

做“忙碌奔波型”并不快乐，做“享乐主义型”也不开心，因为找不到出路，蒂姆决定向命运投降，听天由命。但他的孩子们怎么办呢？他该引导他们过怎样的一种人生呢？蒂姆为此深感痛苦。

为什么当今社会有那么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尔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是这样的：假如孩子成绩全优，家长就会给奖励；如果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就会发给奖金。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后，导致终生的盲目追求。

然而一旦目标达成后，人们常把放松的心情，解释为幸福。好像事情越难做，成功后的幸福感就越强。不可否认，这种解脱，让我们感到真实的快乐，但它绝不等同于“幸福”。它只是“幸福的假象”。

这就好比一个人头痛好了之后，他会为头不痛而高兴，这是由于这种喜悦，来自于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错误地认为成功就是幸福，坚信目标实现后的放松和解脱，就是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在本－沙哈尔看来，寻找真正能让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

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在课堂上，本－沙哈尔不断地向听讲者发问：

我们可以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来反思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可以是大房子、升职或任何其他的目标。看看要问多少个“为什么”，才能落到“幸福”的追求上？问问自己，我做的事情，对我有意义吗？它们给我带来了乐趣吗？我的内心，是否鼓励我去做不同的尝试？是不是在提醒我，需要彻底改变目前的生活？

本－沙哈尔的哲学老师在他毕业时，给了他一点忠告：“生命很短暂，在选择道路前，先确定自己能做的事。其中，做那些你想做的。然后再细化，找出你真正想做的。最后，对于那些真正、真正想做的事，付诸行动。”

本－沙哈尔也这样教他的学生，如何寻找能发挥自己优势和热情的工作。

用以下3个关键问题，先来问问自己：一，什么带给我意义？二，什么带给我快乐？三，我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要注意顺序。然后看一下答案，找出这其中的交集点，那个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工作了。

10多年前，本－沙哈尔遇到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名律师，在纽约一家知名公司上班，并即将成为合伙人。坐在他的高级公寓里，中央公园的美景一览无余。年轻人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周至少干60个小时。早上，他挣扎着起床，把自己拖到办公室，与客户和同事的会议、法律报告与合约事项，占据了他的每一天。当本－沙哈尔问他，在一个理想世界里还想做什么时，这名律师说，最想去一家画廊工作。

“难道说，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画廊的工作吗？”年轻人说不是的。但如果在画廊工作，收入会少许多，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他虽对律师楼很反感，但觉得没其他选择。

因为被一个不喜欢的工作所捆绑，所以他每天并不开心。在美国，有50％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但本－沙哈尔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而是他们的决定，让他们不开心。因为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

“金钱和幸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并非互相排斥。”他说。

他进一步说，通常在越感兴趣的事情里，人就越能发挥自己的天赋，越能做得持久。人一旦有了热情，不但动机坚定，连做事效率也会提高。举例讲，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中享受创造的愉悦，而这快乐的成果，还可以帮他取得好成绩，助其获得未来的幸福。在亲密关系中也一样，两个人共享着爱情的美好，并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发展。

许多研究表明，一个幸福的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会很成功，包括婚姻、友谊、收入、工作表现以及健康。幸福与成功，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的成功，可以带来幸福；而幸福本身，也能带来更多的成功。

本－沙哈尔总结出这样3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

如果只把工作当成任务和赚钱的手段，就没有任何的个人实现。这样每天去上班，只是必须而不是想去，他所期盼的，除了薪水，就是节假日了；把工作当事业的人，除了注重财富的积累外，还会关注事业的发展，如权力和声望等。他们会关心下一个升职的机会，期望从副教授到终身教授、从教师到校长、从职员到主管、从编辑到总编辑；假如，把工作当成使命，那工作本身就是目标了。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

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医院清洁工的。一组人觉得自己的清洁工作很无聊，没啥意义；但另一组人，觉得很有意义，做得很投入。他们与护士、病人以及家属交谈，想办法让医院员工、病人舒适。他们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并在其中找到了意义：我不仅仅是个倒垃圾和洗衣服的人，正是我的工作，让医院正常运转，帮助病人更快地康复。

就像第二组人，由于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使命感，因而从中也得到了更多的意义和快乐，他们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金钱关系。有时候，人们并没有换工作，或改变工作环境，他们所做的，只是赋予了工作本身更多的意义，从中发现乐趣，因而也提升了幸福感。

可以想像，一个因为家长的压力而学法律的人，是无法在其中找到长久快乐的；相反，如果是基于对法律的热爱而成为律师的话，那他在维护公义的同时，也会觉得很幸福。

“一个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与快乐的投资家，一个出于正确动机的商人，绝对要比一个心不在焉的和尚，高尚和有意义得多。”本－沙哈尔笃定地说。

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事里找到意义。如创业、当义工、抚养子女、行医、甚至是打家具。重要的是，选择目标时，必须确定它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爱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标准，或是迎合他人的期待。“真我的呼唤”，就是使命感。

“那真是神奇的时刻。”本－沙哈尔用一段话，描述这种美妙的体验：我甚至形成了一种迷信，世上确实有看不见的力量在帮我。只要你追随自己的天赋和内心，你就会发现，生命的轨迹原已存在，正期待你的光临，你所经历的，正是你应拥有的生活。当你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行走在命运的轨道上，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带给你新的机会。

“在追求有意义而又快乐的目标时，我们不再是消磨光阴，而是在让时间，闪闪发光。”

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

一天，在哈佛的食堂，有个学生走到本－沙哈尔面前，问他：你就是那个教人如何快活的老师吧。学生接着又说：你要小心，我的室友选了你的课，如果哪天我发现你并不快乐，我就要告诉他，别再上你的课。本－沙哈尔看着这个学生，笑着道：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

“总有人问我，你能帮我消除痛苦吗？可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痛苦。痛苦，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会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人生的成长和飞跃，经常发生在你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刻。”

漫漫人生，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悲伤的时刻，比如经历失败或失去，但我们依然可以活得幸福。事实上，期盼无时无刻的快乐，只会带来失望和不满，并最终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

一个幸福的人，也会有情绪上的起伏，但整体上，能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经常被积极的情绪推动着，如欢乐和爱；很少被愤怒或内疚，这些负面情绪所控制。快乐是常态，而痛苦都是小插曲。

刚开始讲“幸福课”时，本－沙哈尔很想扮演一个无所不知、幽默的人，一个完美的导师，为此，他特地跑到喜剧演员培训班学习。但他不是那种能开激烈的玩笑，做夸张表演的人。无论怎么学，他也达不到想要的戏剧效果。

想让自己当一个完美的老师，他发现这样即害了自己，也害了学生。“每次都很紧张，怕被发现面具下真实的样子，结果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不仅害了我自己，也伤害了学生，等于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完人’典型，告诉学生走一条永远走不通、错误的路。打开自己，袒露真实的人性，会唤起学生真实的人性。在学生面前做一个自然的人，反而会更受尊重。”

本－沙哈尔希望他的学生，学会接受自己，不要忽略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性；要摆脱“完美主义”，要“学会失败”。

为了更好地记住“幸福课”的要点，本－沙哈尔还为学生简化出10条小贴士：

1．遵从你内心的热情。选择对你有意义并且能让你快乐的课，不要只是为了轻松地拿一个A而选课，或选你朋友上的课，或是别人认为你应该上的课。

2．多和朋友们在一起。不要被日常工作缠身，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幸福感的信号，最有可能为你带来幸福。

3．学会失败。成功没有捷径，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总是敢于行动，也会经常失败。不要让对失败的恐惧，绊住你尝试新事物的脚步。

4．接受自己全然为人。失望、烦乱、悲伤是人性的一部分。接纳这些，并把它们当成自然之事，允许自己偶尔的失落和伤感。然后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5．简化生活。更多并不总代表更好，好事多了，也不一定有利。你选了太多的课吗？参加了太多的活动吗？应求精而不在多。

6．有规律地锻炼。体育运动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周只要3次，每次只要30分钟，就能大大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7．睡眠。虽然有时“熬通宵”是不可避免的，但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是一笔非常棒的投资。这样，在醒着的时候，你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也会更开心。

8．慷慨。现在，你的钱包里可能没有太多钱，你也没有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助人。“给予”和“接受”是一件事的两个面。当我们帮助别人时，我们也在帮助自己；当我们帮助自己时，也是在间接地帮助他人。

9．勇敢。勇气并不是不恐惧，而是心怀恐惧，仍依然向前。

10.表达感激。生活中，不要把你的家人、朋友、健康、教育等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是你回味无穷的礼物。记录他人的点滴恩惠，始终保持感恩之心。每天或至少每周一次，请你把它们记下来。

“上这门课，真是一种享受。它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学生学习。”一位读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发给我们的邮件中写道。她还说：事实上，这门课并不会帮我拿攻读学位的学分。但比起其它课程，我更喜欢做这门课的作业。

在哈佛的校报上，也留下学生们的反馈意见：

“他教心理学，同其他心理学老师有很大的不同。他试图让你把这些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我从记‘感恩簿’中收获最大，在那里，我每天写下我充满感激的事情。”“上这门课之前，听到‘冥想’这个词，我会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惊奇地发现，它真的让我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放松了。”“我认识的每个上过这门课的人都说，这是他们在哈佛上过的最好的课。一位和我要好的女生说，它改变了她的生命，给了她一种看问题的不同视角，对幸福的理解，也改变了。”

甚至助教们也说，自打跟本－沙哈尔教授“幸福课”以来，一年中，身体出奇得好，心情也爽多了。“我改善了我的饮食、睡眠、人际关系，还有人生的方向感。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另一位助教称，这门课的出勤率，平均在95％以上。“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当学生们离开教室的时候，都迈着春天一样的步子。”

2006年2月，哈佛出了件大事，校长萨默斯为自己的惊人之语“女人先天不如男”，付出了“下课”的代价。即将去职的萨默斯闷闷不乐，他的好友找到本－沙哈尔，讨要如何让校长快乐起来的秘笈，本－沙哈尔慷慨支招。

首先，他现在可能很烦乱、失落、难过，这些都属正常，因为他也是人。去大胆地经历他现在正经历着的任何事，并且自然地接受下来。

第二，建议萨默斯本人，阅读一下哈佛积极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波特的书，书中说：人类有非凡的克服令情绪失落事件的能力。事情并没有像他最初看起来的那么糟，即使是被逐出世界顶级大学的校长之位。

第三，他可以仔细反省一下作为哈佛校长的经历，回忆自己任期内的巅峰时刻，并用他所学到的东西，去寻找新的机会和用武之地。

假如上述办法仍不奏效的话，本－沙哈尔支了最后一招：我可以在我的课堂上，留下一个座位，校长先生可以旁听这门课并做相应的论文。

沈阳美国留学哪个中介比较好,朗阁老师张玲玲[华东区朗阁教务部总监兼任朗阁海外考试研究中心研究员]-英语专业八级，持有高级口译证书，曾担任各类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同声传译员.曾在电视台担任英文新闻主播，从事英语研究及教学多年，取得高级职称，多次参加雅思考试并取得高分，对应试教育和基础教育都有独到的方法，积累了大量丰富的雅思教学实践经验。全国多家分校直营。沈阳美国留学哪个中介比较好.

翘翘的马尾辫，充满青春气息的穿着，阳光般灿烂的笑脸，眼前的张驰和每个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孩子一样，眼睛里写满了轻松和愉快。让人怎么也想像不出，这位可爱的“邻家女孩”在同学眼中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张驰在北京上的小学，后随父母到美国读了初中，刚上到九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一年级）又因父母工作的原因回到了中国。

张驰并没有在北京继续上高中，而是到了号称“高考集中营”的河北省一所县中度过了3年封闭式的高中生活，并且参加了今年的高考。

这样的经历在同龄人中已经算得上传奇了，更让身边人惊奇的是，刚回国的张驰除了英语比别人学得好以外，其他学科成绩都不怎么样，数学只能考20多分，但是3年后,张驰的学习成绩已经攀升到全年级第二，最后的高考成绩是586分。

有人说，中国的学生学习负担太重了，中国的高考太摧残人，中国的教育把学生都变成了考试机器，对于从轻松自由的美国回来的张驰来说，这样的感触是不是更强烈？但是当问到张驰怎么看待自己的经历时，她却说：“我不后悔回国度过的这艰苦的3年，这3年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也长大了很多。”

在美国，每个学生都会被称赞，但一切都得靠自己

“初中3年的学习真的非常轻松”，张驰说出了很多人对美国教育的印象。

“在美国，得全A或A比较多的学生会被学校奖励看电影”，张驰介绍，3年中这样的奖励她经历过几次。

张驰应该算班里学习好的。但在美国，张驰并没有像在中国学校那样，因此被人另眼相看。“人们不会因为你学习成绩的好坏决定是否跟你交朋友。”张驰说，“相反，人们会觉得只会学习的人是怪人，同学们会疏远他。”

在美国校园里最“风光”的是球队的队员和拉拉队队员，“每个男孩都盼望自己能成为球队的一员，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能穿上拉拉队的队服”，张驰说。

当然，在美国上学也有各种各样的考试，每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会把学生的学习成绩寄到家里，所以，每个人的成绩只有自己知道，同学之间不会相互比较。

“不比较，并不是说学习成绩不重要，只是学习成绩不是惟一重要的”，张驰说，在美国上学受表扬是家常便饭，有的人是因为问题回答得精彩，有的人是因为讲了很棒的故事，有的人是因为帮助了别人，有的人则可能因为换了漂亮的发型。

于是，在美国的学校里，学生看起来十分轻松自在。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无论你做什么，都有可能得到肯定”。

“不过这种轻松并不是绝对的”，张驰介绍，同样的作业有些学生几天就能完成，有些学生则要忙上半个月、一个月。

美国老师的作业很少有对错之分，每个学生的想法都会被认为是有道理的，老师也不会督促学生学习，当然更不会强迫学生学习，“正因如此，在美国要想做出成绩要完全靠自己”。

一次历史课上，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通过阅读资料来介绍“美西战争”（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这种作业在中国的历史课堂上也非常常见，张驰便做了起来。

但查过资料后张驰发现，书上对美西战争的介绍有很大的不同，就连最关键的要素：到底是谁先发动的战争，都没有统一的意见。这让张驰多少有些意外。“在中国的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学习的通常都是有定论的、有普遍认可结果的知识，这种怎么也找不到标准答案的作业多少让我有些不适应。”张驰说。交作业的时候，同学们的答案五花八门，只要能讲得通的答案，老师都会给予肯定。

“学生完成一份作业并不难，但是要想很好地完成一份作业则挺难的”，张驰说，美国学校更注重的是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业完成得怎么样完全取决于学生的阅读量，“所以，学生想取得好成绩就需要自己大量阅读相关资料，不想努力的话，成绩也不会很差”。

在中国，每个孩子都觉得自己跟别人有差距

“刚回北京的时候真觉得太不适应了。”张驰说。在美国过惯了自由生活的张驰只有一个要求：给自己找一个能住校的学校。

为了满足张驰的要求，也为了让她能尽快补上落下的基础知识，张驰的父母给她找了北京周边一所县级中学，学校实施半军事化的封闭式管理。很多北京家长把管不了的孩子送到这些县中。

虽然在回国前张驰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真回来了才发现，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相差太大了。

刚进学校的分班考试就给张驰来了个下马威。

张驰考试成绩排名1004名，全年级共有1500名学生。得知这个成绩后，爸爸的一句话让张驰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爸爸没有批评张驰，但悠悠地说了一句：“这个名次是在考验我的数字能力，我还从没有见过这么大数字的名次”。

紧接着是听不懂的理科，尤其是数学。“我终于了解了听天书的感觉”，高一那年张驰的数学课几乎没有及格过，有时仅能考出20多分。

“从回来那天起，我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张驰说。

学习成绩不好，没完没了的考试排名，周围同学营造的努力氛围，让张驰一下子感觉到了压力，这份压力从回国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

变化是从高二开始的。

班主任换成了数学老师，迫于班主任的压力，张驰开始试着认真听数学课，听了几节课后，发现数学并不是自己想像的那么难，数学题也不像过去那样完全无法攻克。

张驰的数学成绩飞快提高，考试成绩也很快摆脱了1000名，向500名进军，紧接着进入前150名、前50名，前30名……“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体会到了解出一道难题的愉悦”，张驰说，虽然没有了美国老师随时随地的表扬，张驰却体会到了另外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快乐，“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原来只要我努力了，我还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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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好了，却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

“如果我现在还留在美国，我可能无法发现我还有这么大的潜能，我可能无法发现我还能这么努力，我可能无法发现我能做得更好……”没想到，“残酷”的学习生活却给张驰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张驰的成绩节节升高，一举考出了个全年级第二。“已经考到最好了，下次还能怎样？”张驰忽然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了，更重要的是她无法想像下次考不好该怎么办。

从未有过的压力笼罩着她。

“那几天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可怕的日子”，张驰回忆说。

宿舍里的同学都在看书，她却什么也看不下去，只能睡觉。可是睡也睡不踏实，旁边同学只要一翻书“我马上就会被惊醒，以前从来没有觉得翻书的声音那么可怕过”，张驰说，“过了一会儿，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可是又一个翻书的声音在耳边炸响。”她一下子清醒了。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瞪着天花板，等待着同学下一次翻书的声音。

夜深了，翻书声换成了同学睡熟的呼吸声，可是张驰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失眠。

夜里睡不着，白天为了弥补自己因为缺觉而可能出现的学习效果差而更加努力学习。

几天下来，张驰再也坚持不住了。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爸爸的声音时我已经泪流满面”，爸爸没有说很多，只是告诉她每个人都只有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张驰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了，只有凭自己的努力才能从现在的状态中走出来。她首先不再去想名次的事情了，绷紧的弦松下以后终于睡着觉了。

张驰还仔细对比了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学习方法，发现自己很难像其他同学那样每天抱着书不停地背，她更喜欢看书而不是背书，这也曾经是张驰巨大压力的来源之一，她觉得自己不如其他同学努力。后来她发现，用“看”书的方法，只要多看几遍，就能自然而然记住了，而且会记得比较牢固。

于是张驰把省下来背第二遍、第三遍的时间用来读书、画画，成绩更稳定了。重要的是，她学会了自己排解压力。

终于挨过了恐怖的高考。

“如果让我再重来一遍，我觉得自己可能不能做得像现在这样好。”张驰说，“不过，我很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

很多人认为美国教育能更好地培养人的综合素质，所以很多人问了张驰相同的问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在美国落下的知识都补回来，而且在高考中考出相当不错的成绩，她的后劲来自哪里。

“我不知道如果我还留在美国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回到中国这3年紧张的生活，让我长大了很多，真的懂得了‘无论在哪里要想成功都只能靠自己努力’的道理，也知道只要努力自己还能做得更好。”张驰回答。

我在美国拒绝填答的试卷

到现在张驰还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开美国前两天参加的那次考试。张驰准备离开美国时，九年级的学习即将结束，为了能得到九年级结业考试成绩，张驰先同学几天单独参加了九年级结业考试。

最后一门是历史。

选择题都回答得非常顺利，但是看了问答题，张驰的心一下子被刺痛了。

卷子上是一幅幅的漫画，内容都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等有关系，“当然不是很友好”，张驰说，题目的量很大。

“我当时很生气”，张驰说，“这是在美国，试卷上有类似的题目是可以理解的。”让张驰非常气愤的是，考试的内容是历史课的一部分内容，当时上课讲到的内容除了中国，还有前苏联和其他国家，还有战争、人权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试卷上只有跟中国有关的内容”，“我非常生气，没有回答就离开了”，张驰说。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很少考虑‘中国’、‘中国人’这样的问题”，张驰说，到了美国以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在别人眼中变成了中国的张驰，她开始在意别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了。

“虽然在美国的学校里，每个同学都有相同的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时不时能意识到，外国人跟美国孩子是不一样的。”张驰说。

张驰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俄罗斯的同学，因为从外形上看与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再加上她开朗大方的性格，在学校里很受欢迎，但是，当有一天她无意中说自己来自俄罗斯后，过去和她交往的美国同学突然间开始冷落她了，原来经常参加的聚会也都不再有她的身影了。

“这就是美国”，张驰说，给你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教育，但是又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让你知道，你远远还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社会中。

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要想成功都必须付出努力

“说到底，留不留学、上什么学是孩子自己的事，家长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左右孩子。”张驰的父亲张先生说。张驰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回到中国并参加了高考，在这个过程中，张先生从来没有事先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张驰，即使在张驰艰难地适应国内高强度的高考训练时，张先生也“从来没有同情过张驰”。

“我一直想让张驰明白，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要想成功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张先生说。

但是，张先生的做法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认同。

“现在不少家长把出国留学当成了孩子高考失利的垫底儿”，专家说，“这样出去的孩子很难成才”。

张驰的父亲认为，出国留学并不意味着一定成功，“家长不能用自己的大脑替孩子思考，不能替孩子安排未来”。

其实，在张驰求学的问题上，张先生也有过动摇，有两次，他做好了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女儿的准备。

第一次是张驰考试成绩位列全年级第1004名的时候。那时，张先生回国还不到一年，不太可能马上再派出国，但是为了女儿张先生还是找到了单位领导，没想到领导答应了张先生的请求，“后来张驰自己慢慢地把成绩赶上来了，我才放弃了马上去美国的想法”。

第二次是张驰成绩越来越好反而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张先生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张驰失眠的那些夜晚，张先生其实也没有睡，“每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爸爸都像等在电话边一样”，张驰说。看着女儿那么痛苦，张先生又一次想到放弃，“苦已经吃了，女儿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我不想再让她忍受高考的痛苦”，这时候，张先生又一次驻外的时间快到了，不过时间是在女儿高考之后，张先生又一次找到单位，想把驻外提前到女儿高考之前。

是张驰的坚定让张先生又一次坚持了下来。

女儿的变化更坚定了张先生的想法：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给孩子铺就一条无障碍的道路，而是让孩子掌握取得成功的方法。

“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对张驰来说会终身受益，它让张驰学会了独立思考；中国的教育让张驰迅速成熟起来，而且给了她最艰苦的磨练。”张先生这样评价中美两国的教育对女儿的影响。

其实，如何评价两国的教育对张先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知道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太好的一面，重要的是让孩子拥有取舍的能力，让孩子学会如何取得成功。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教育

美国学生自由轻松的背后是从课内忙到课外的繁重

“给每个人最适合的教育”在公平背后隐藏着不公平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背后是走出校门后的收入差距

“如果爱他就送他去美国……”，套用这句经典的台词来形容想去美国受教育人的心情，再贴切不过了。美国的教育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轻松、自由、平等、能力、素质……“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教育的表面。”王文说。王文，一个在中国做过多年教师，现在又在美国当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的空中飞人，想用自己多年的经历还原一个真实的美国教育。

轻松背后的繁重

“很多十一年级的孩子，夜里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

“轻松，是很多到美国上中学的中国学生的错觉”，王文说，“中国学生只把课堂学习看成学习，习惯于完成那些老师布置的任务”。

美国的学校则不同，学校给学生提供了不同水平和层次的各种课程，美国学校把学生选什么课程看作学生自己的权利，学生想学什么可以自己选择，“当然，学生要想轻松的话，完全可以选择那些轻松的课程”，王文说。

王文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中国学生。

这是一个初中时到美国的学生。高中时他选了王文的中文课，而且一选就是三年。“来美国的时候他的母语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学习中文对他来说实在太容易了。”王文说，这个孩子每次考试都能得A，但是平时的作业却从来不做，“他确实非常轻松，但他太不了解美国的教育了，这种选课方式对于他上大学没有一点儿帮助”。

顶着“妨碍学生选课”的压力，王文给这个孩子的家长打了电话。

“我儿子考试成绩不是很不错吗？不做作业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到时候考试成绩好不是就可以了吗？”这是孩子家长听了王文的话后的第一反应。

“很多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根本没有去真正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王文说，他们在按照自己惯常的中国方式接受美国教育。

在美国，一个孩子想考大学的话，他需要做的准备一点儿不比中国孩子少。

美国的高中要上4年，9年级~12年级。从上高中那天起，每个准备上大学的孩子就要好好设计自己4年的高中生活了，首先是选课，尤其是想上一、二流大学的学生，选课就更为重要了。美国的大学都非常重视考生高中四年的课程，这些大学以学生高中四年所选课程的难度、挑战性来推测考生的学习基础以及将来大学学习的潜力。而且那些难度高的课程学分也高，所以，目标是一、二流大学的学生会尽量多地选择那些难度高的课程。

除此之外，学生课外和校外的表现也是大学的重要参考指标。

大卫是个出生在美国的中国孩子，今年暑假他来到中国，到一家专门帮助残疾人的国际NGO组织做志愿者，“从上中学开始，美国的孩子就要经常参加这种活动，这些活动是算学分的，对上大学是很有价值的参考”，大卫介绍，除了这种专门帮助残障人士的国际组织以外，他还经常到社区的敬老院做志愿者。

“不少美国高中生在暑假里到暑期学校提前修一门课程，也有的参加美国大学组织的各种夏令营，或者课程学习，还有的上SAT补习班（SAT是美国大学录取新生时的一种标准化考试，类似中国的高考）、或者去打工、参加各种志愿活动等等”，王文老师介绍，“没有哪个孩子会让自己的大学申请表上的暑假生活是空白的”。

“十一年级是最繁忙的一年”，王文说，很多美国高中生在这一年修完了高中毕业所要求的所有课程，大多数学生在这个年级考完SAT和ACT考试（两个都是美国大学录取考生的标准化考试），同时，还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很多十一年级的孩子，夜里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王文说，曾经有一个美国学生这样对王文说：“都说中国学生累，其实他们只忙学习这一件事，不算什么，我们要从课内忙到课外”。

平等背后的不平等

一、二流大学招生时看重的校外活动需要较高的费用，穷人家庭很难支付

“美国教育确实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王文说。只要有受教育的需求，任何人都能接受到较高水平的最基本的教育。

王文刚到美国时曾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王文所在学校的社区有一个高度残障的孩子，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上学受教育的权利，于是把孩子送进了学校。

为了让这个孩子能有一个适合的环境，学校专门为这个孩子准备了一间教室，教室布置得完全像一个家，并且配备了相应的康复设备。“这个孩子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只有一个：学会说hello。”王文说。

“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想上学就一定能接受到免费的教育，而且是最适合的课程”，王文说。

王文刚到美国时从事特殊教育。

美国的特殊教育与中国有所不同，包括我们熟悉的对残障人士进行的教育，同时也包括对有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比如，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

如果一个孩子在普通学校里出现了任何一点儿学习上的问题，学校通常要把他们送到这样的特殊学校来接受教育。到特殊学校后，学生马上会做一份问卷，学校会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给学生的阅读水平、数学水平等进行评定，再按照评定的结果给孩子配备相应的课程。

“当时，我的班上共有12个学生，每个学生评定后的结果都不一样，仅以每个学生备两门课计算，这12个学生我就要备20多门课”，王文说，“这就是美国教育的公平，给每个人最适合的教育”。

正是这样的逻辑——“给每个人最适合的教育”，又使得美国公平教育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不公平。

“‘最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就使得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成了个人选择的结果”，王文说，很多孩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自己“选择”出了竞争的队伍。比如那些要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早就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

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完全免费的教育，但是，“在美国的高中，没有任何一个学校和任何一个老师会给学生提供SAT或ACT的考试辅导”，王文说，要想得到辅导就要上课外的辅导班，“这些班的费用相当高”，富人家的孩子能支付辅导班的费用，SAT的成绩自然会更好。

另外，那些一、二流大学招生时十分看重的课外校外活动也需要较高的费用，王文的儿子上高中时参加了一个暑期的辩论夏令营，三个星期的费用高达几千美元，这对于穷人家来说无疑是很难支付的。

“有钱就意味着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王文说，美国公平教育的背后隐藏着明显的不公平。

“美国人最不希望有人说他们办的是精英教育，但事实上他们的教育就是精英教育”，只不过这种精英教育外面有一层朴实的公平外衣，王文说。

真诚笑脸背后的虚伪

哈佛、耶鲁毕业的孩子与普通大学毕业的孩子或者没有上大学的孩子相比，收入差距可以达到几倍甚至十几倍

“每一个初到美国的中国人都会被美国人的友好感动”，王文说，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表扬和称赞。

每天早上校长和老师都要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并且给每个学生一个大大的拥抱，还会再加上一句“今天你真漂亮”，或者低下头帮孩子系紧鞋带。王文描述着自己在美国当老师时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美国的这种处处都是笑脸对于比较内敛的东方人来说，多少有些不习惯。“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这种做法，甚至觉得很肉麻”，王文说。

“时间久了，适应了，却发现这种看起来很真诚的笑脸掩盖着的是虚伪。”

“夸奖和鼓励已经成了美国人的习惯”，王文说，但是当你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发现每天都让自己“感觉良好”的笑脸突然消失了。

美国教育同样沾染了这种只重表面的虚伪气息。

王文老师一直从事特殊教育的研究，她指出，这种虚伪在特殊教育学校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在特殊教育学校上课的孩子，还会留在普通学校，因为美国人要让“每个孩子都尽量在主流社会中生活”，所以，这些孩子每天只到特殊教育学校上一两节课，其他时间还在普通学校，“其实这些孩子虽然人还留在普通学校，但是那些学校的老师对这些孩子基本持放任态度”，王文说，即使在特殊教育学校，让一个老师每天备20多套教案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种无法实现的任务，学校不允许老师抱怨，但是老师们是否真的能按照规定的那样给这些学生完全适合他的教学，则没有人真的深究了。

就在这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气氛中，美国教育维持着自己真诚、友好、公平的形象。

当孩子们走出校门，一切都在金钱面前变得残酷起来，哈佛、耶鲁毕业的孩子与普通大学毕业的孩子或者没有上大学的孩子相比，他们的收入差距可以达到几倍甚至十几倍。

这些共同长大的孩子脸上可能仍然挂着真诚的笑容，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在无声无息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